传统的汇率弹性理论假设汇率完全传递，当进出口商品价格弹性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通过汇率变动调节国际收支，因而汇率是外部失衡重要的调节工具。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了更好地缓解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普遍开始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尽管浮动汇率时期国际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很容易满足弹性条件，然而汇率并没有如所期盼的那样充分发挥调整贸易收支失衡的作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大都出现了“汇率调整之谜”。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宽基指数在1999年至2019年间升值27.6%，但是同期我国贸易收支的不平衡程度却在不断增加。199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292亿美元，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为4210亿美元，相比1999年翻了近四番。 下图反映了1999-2019年我国进、出口价格指数以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进出口价格指数变动较为一致，波动性特征比较明显；但二者与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呈现趋势性升值趋势。我国巨额贸易顺差并没有因为人民币的快速升值而得到缓和，进口和出口价格指数也没有因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受到显著影响，我国也出现了典型的“汇率调整之谜”。

1999-2019年我国进、出口价格指数以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动趋势

    《汇率变动、贸易结构与贸易福利》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由曲阜师范大学邹宗森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张永亮博士以及王秀玲女士共同完成，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汇率不对称变动、异质性传导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演进研究”（批准号：16BJL087）的资助成果之一。该书第二章基于人民币汇率传递非对称性视角，解释了我国出现“汇率调整之谜”的原因。他们认为，入世后人民币有效汇率曾出现贬值趋势，但是2005年7月我国第二次“汇改”后10多年时间里，人民币有效汇率明显进入升值通道，直到2015年8月我国第三次“汇改”才呈双向波动态势。中国入世扩大了产品出口市场，出口量得到了快速扩张，中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贸易大国，但离贸易强国尚有一段距离。产能限制条件下，我国出口商在人民币升值时需要提高出口品的外币价格以转嫁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风险，但是提高外币价格必然会受到国外进口商“讨价还价”的阻力，因而出口商只能选择部分转嫁汇率风险，其结果便是虽然人民币汇率会不完全传递，但仍会表现出较高的传递效应。出口量和出口价格双重作用下，出口额并没有像经典弹性理论所推定的那样出现下降，而是快速攀升。三位学者的论文为“汇率调整之谜”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作者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本文研究结论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汇率是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但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汇率对于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应谨慎评估，至少不应过于乐观。汇率长期偏离均衡水平会引起资源错配，而汇率富于弹性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且能够有效隔绝外部不利冲击。因此，完善汇率定价机制，增强汇率弹性，既有利于驳斥“汇率操纵”的无端指责，也有利于合理引导资源配置，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纷争，增加汇率谈判的能力；其次，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出口经营具有启发意义。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出口商面临新的汇率变动风险和价格决策机制，汇率变动使企业面临中间品进口成本和产成品外部需求双重冲击。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借助合理的金融工具规避和化解汇率变动风险，培育核心优势产品，提高产品品质，有助于提高议价能力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